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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辉煌的山寨机江河日下,为什么现在手机批发商业市场已经见不到那些大喇叭、大屏幕的山寨机了?圈内人指点,他们已从实体柜台转战电商市场了。
国内中低端市场受阻,低端山寨机售价如今只能在150~300元之间徘徊,而毛利低到你不敢想象。
无奈之下,山寨机从国内市场游走东南亚,但如今东南亚市场的低端机也被这几大品牌占领。
利润微薄,场地加租,人力成本上涨,山寨手机作坊转战三四线城市,最终结果可能是退出历史舞台,但是业内人士担心——更多山寨XX可能会来袭!
苹果iPhone XS尚未发布,华强北就已然浮现了“同款”山寨机。尽管山寨的XS装配工艺粗糙,却仍然令不少“果粉”感到十分吃惊,有不少人笑称要坐等库克发布后,对比真机与山寨机的相似程度。
如今,每年华强北的市场里都会看到三星、苹果等大牌高仿山寨机推出,但有一样东西却没了踪影——那些自带大喇叭、大屏幕的杂牌智能山寨机。懂懂笔记一连问了好几家手机柜台,商家也都表示没类似的机型出售。
“都转到电子商务平台上去了,柜台实在不好卖。”与其中一位商家攀谈之后,他表示大概从两年前开始,随着国产品牌的崛起,华强北销售、批发山寨智能机的商家也慢慢的变少。即便是批发给三、四线城市的商家,也都反映卖不动,“所以这种机器也就没人做了。”
究其原因,是杂牌不受用户待见,销路越来越差了,利润空间也几乎消失殆尽。再有就是山寨机的不良品率较高,常常有用户前来退换货,让终端商家感到不胜其烦。
但是,曾经叱咤华强北的杂牌山寨智能机厂家却并没有倒下。有圈内人指点,他们已经从实体柜台转战电商市场了,那么山寨市场如今的境况如何?
在华强北一位熟人的带领下,懂懂笔记来到了位于深圳龙岗的一家山寨手机作坊,见到了正在生产线上检查产品的负责人佟孟(化名)。他和朋友聊天时指了指一旁的产线上的手机半成品说,这些是正准备推广到电商市场销售的机型。
由于近几年国产智能手机价格越来越低,部分主打线上渠道的小众手机厂商,价格也都降到了冰点,这导致山寨智能手机的售价只能一降再降。佟孟表示,因为山寨产品没有品牌知名度,加上作坊也没有注册商标,所以无法和那些小众品牌厂商在同一平台上竞争。
“天猫我们上不了,京东我们也上不了,淘宝上连那些小品牌都拼不过。”不得已之下他只能选择“错位”竞争,将手机往上其他一些产品准入门槛较低的集采、批发平台上推。
而当地大部分作坊所生产的山寨手机产品,也都是通过类似的一些平台,以“一件代发”或“拿样”的名义(形式),零售卖给普通用户。佟孟表示,销量较好的低端机型,售价主要在150~300元之间,而超过300元的中端高清屏机型,一向都无人问津。
除此之外,他们厂子还依葫芦画瓢,学习其他山寨手机作坊的做法,将全新的杂牌手机放到一些知名的二手电商交易平台上,当作“九成新”的二手手机销售。
“虽然新机当二手卖心里很膈应,但销量还是蛮不错的。”佟孟无奈的表示,在二手电商平台上那些总是销售充新二手杂牌机的所谓“个人卖家”,大都是山寨作坊在进行“直销”。
而购买这一类机型的买家,也都是一些学生党买来当备用机;或是一些“小镇青年”,买给上年纪的父母使用。他们厂子在两个二手电商平台上共有15个账号,每天也只能卖出不到50台手机。
“确实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。” 佟孟以一台标价200元的低端智能手机为例,在二手电商平台上被个人买家“小刀”之后,可以在180元上下(包邮)成交,而毛利润仅有37.5元。即便如此,他们还是会经常遭到同行的举报,导致账号异常甚至被封禁。
“买这类手机的人慢慢的变少了,所以同行竞争越来越激烈。”佟孟摇了摇头表示,这附近一带的厂区,生产同一款造型手机的就有好几家,而且造型模具、配置方案也都大同小异,“大家拼的也就是谁能把利润压倒更低。”
显然,随着国内品牌手机的中低端机型屡创价格新低,山寨智能手机引以为豪的高性价比,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明显。而在实体、电商渠道销售均严重受挫的山寨机作坊,也只能想尽办法另辟蹊径,寻找维持生产经营的“新方向”。
一家位于深圳宝安的山寨智能手机生产作坊正在拆解流水线设备,负责人杨卓透露,因为厂房租约到期后,业主说要涨租近两万,所以他不得不将作坊搬往租金相对较低的东莞长安。
他指着一台作坊组装的一箱箱大屏智能机表示,原先这一类杂牌手机出口东南亚十分畅销。但随着近一、两年来不少国产手机品牌在当地猛推低价机型,导致山寨机销路严重受阻。
“所以,现在我们只能往更低端的市场出口。”而杨卓所说的“低端市场”指的就是非洲、拉美等经济相对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。他坦言,虽然作坊组装的百元级杂牌智能机屏幕大、配置低,但在这些地区,却能够称得上是高端机型。
在国内、东南亚山寨机销路均受阻的情况下,产品转销非洲、拉美等地区的销售所得,成了不少作坊维持生产的基础收入。而更让他们感到担忧的是,这些更加低端的手机消费市场,迟早也是会被国内品牌手机生产厂商“攻占”。
“那时候就不是搬搬地址就能活下去的问题了,可能要歇了。”杨卓叹了一口气,他从2005年就开始涉足山寨机产业,见证了山寨手机从配有“七彩跑马灯”的按键功能机,到大屏低配、造型精美的智能机,再到如今的落寞。
他和几个熟知的朋友的作坊,也从最初的深圳罗湖,搬到现在的宝安、东莞长安一代,生产规模一直在不断萎缩。
“这样继续下去,做杂牌的作坊恐怕真的要消失了。”和杨卓有着相似经历的吕建军坦言,他的手机生产作坊如今已从龙岗搬到了东莞凤岗,手机也不再通过通过线下实体或线上电商进行销售。
目前,他们是依靠一些定制需求的订单,勉强维持流水线的日常运转以及工人的薪资。据作坊一位业务经理聊天中透露,大部分定制版本的手机,都是供应给那些群控以及微商的,有时候一个订单也就是数百台手机的量。
“数量还行吧,但利润空间却很低。”吕建军表示,由于群控、微商对于智能手机性能需求比较低,系统只需运行简单的微信、多开等应用,所以下单生产的手机单价普遍也较低,大多都是百元级机型为主。
而这种类型的杂牌机,利润空间已经压缩到了几元到十几元之间。必须依靠庞大的出货量,才能艰难维持整个作坊的正常开销。随着不少同行相继结业停产,他最近也在考虑是否应该找个恰当的时机,解散工厂,另寻发展。
在国内手机品牌海内外共同夹击下,山寨手机失去了大部分主流市场,部分生产作坊也仅依靠低端走量的订单为生。那么,这部分山寨杂牌作坊为何不能像华为、中兴、酷派那样,“转成”成为国货品牌呢?
每每被问及手机产品的研发事宜,李益的情绪都会变得十分激动。他的工厂从2010建立至今,一直都从事组装、生产杂牌智能手机。而近两年的生意惨淡,让他也在思考“品牌”战略。
随着山寨机日益不受市场待见,他在2015年就考虑过在产品研发和品牌营销上下些功夫。但这一切都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,要么寻找融资,要么找银行贷款。
“过去好几年,工厂四度成立研发团队,又四度解散。”李益无奈表示,手机并非普通的工业产品,其研发涉及的维度十分庞杂,光是外形设计就要耗费不少人力和成本,更别提功能配置的研发以及操作系统的二次开发了。
而国内不少手机厂商,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都是数亿乃至十数亿元计算的,这绝非缺乏原始资金和用户积累的小作坊能够承受的。
因此,在缺乏足够研发经费的前提下,所有手机作坊只能继续沿用抄袭、组装的方式,生产杂牌山寨手机。李益介绍,如今所有作坊生产出来的手机,造型上大同小异,就是因为引进了同一套山寨生产模板。
“至于配置,倒是可以根据需求高低搭配,山寨机不全是偷工减料。”他表示前两年出口海外低端市场的山寨机,绝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全新的主板和配件。不过近两年有一些小批量定制的订单,出于成本考虑,很多作坊也开始使用二手零件,甚至回收的锂电池进行组装。于是乎,看似全新手机,但拆开外壳有可能全是洋垃圾。
在李益眼里,山寨手机行业在品牌商的夹击下,生存都已经成为问题,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入到研发和营销中,让杂牌产品实现“转正”,这几乎已经是一种奢望了。
“订单一年比一年少,经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。”他表示支撑自己坚持经营这间作坊的原因,是不想因为突然间结业,造成几十名工人失业,更不想被下游的零配件供应商“追债”。
有不少消费者表示,如今市面上已经很难寻找到山寨机的踪影了,而在电子商务平台上,类似的杂牌手机数量也似乎正在减少。这或许是一种必然。如今用户在购买手机时,除了性能与价格之外,比前几年更加重视品牌知名度与其完善的售后服务,这一切都让山寨机的生存慢慢的变艰难。
或许,在不久的将来,山寨、杂牌手机将在国产品牌手机“进击”下,彻底成为历史,成为消费者脑海中一段有趣的记忆。而其他的山寨电子科技类产品会不会继续出现和兴起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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